人物简介：

张桐胜，中国首席航天摄影和国防科技摄影专家，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第九届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摄影学会副会长。

曾获中国航天摄影飞天奖、首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摄影贡献奖等。

一个暖融融的午后，我们驱车前往顺义，在雅昌艺术中心见到了早早等着我们的张桐胜。

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带着我们在艺术中心的各个展览区之间穿行，任由我们挑选满意的采访地点。

循着墙上的一张张照片，我仿佛看见这位军旅摄影家，正频繁穿梭于各大航天发射场，举起相机拍下我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等上百颗卫星的发射现场，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的天际飞越。他用镜头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每个重大时刻，为中国航天摄影的发展贡献了开拓之功。

他又是个热爱土地的摄影艺术家，四十多年间游走于山川高原，一览苍天厚土和巍巍昆仑的壮丽风光。他总是习惯站在历史的节点，捕捉和诠释心中的经典画面。他曾说：“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最欣慰的是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站在了该站的地方，记录了历史、表现了历史、传承了历史。”

我惊叹于他的热情、亲切与真实，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重量级”的艺术家，会手把手指导我们如何拍摄人物，会在采访间隙让我们“快喝口水”。他完全没有架子，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旧友，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一路走来记录的“精彩瞬间”……

| 建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八大系统”

记者: 最近“神舟十三号”备受关注，您曾参与“神一”到“神十”的发射试验拍摄，“神六”升空前一天，您给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上了一堂摄影课，“神六”成功发射后，您还策划了“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大型纪实摄影展览”，反响很大。大家都说，航天员拍的照片就是不一样，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张桐胜: 其实航天员们本身的综合素质很高，他们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精英，悟性都很高。在我眼里，他们既能做航天员，也能做优秀的摄影记者，完全没问题。这跟国家多年来重视航天事业、重视航天摄影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航天领域，我们算是“后来者”，美俄走在前头，我们后面才跟上了世界的步伐。但是，中国人是最早提出航天梦的，比如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里就有了“飞天”的形象。我们的航天梦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比世界任何地方的都要丰富多彩。当时，全世界已有很多航天员上过太空，也拍了很多照片，但都是些科学影像，他们并没有把航空摄影纳入人类文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当时我就想，虽然我们起步晚，但在航空摄影文化方面，完全可以比他们走得快。

载人航天工程有七大系统，即航天员系统、飞船应用系统、发射场系统等，后来，航天摄影成了中国载人航天系统中的“第八大系统”。这是我们航天摄影人提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不能没有摄影。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要把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内的发展过程真实、准确地记录下来，将来办一个中国航天员太空摄影作品展。

当“神六”归来以后，我们的计划就开始了，因为此时已经有了三位航天员的作品。杨利伟带回来一些太空素材，费俊龙和聂海胜则把在太空上的吃、住、行都记录了下来，使得展览的内容非常丰富。当时展览的影响很大，因为组织了一个面向全民征集作品题目的网上活动，被选上题目的、得了奖的人还可以获得航天员的亲笔签名照，于是吸引了很多人去国博观赏作品。这次展览是摄影艺术上的创新，我们不是第一个“飞天”的，却是第一个发展航天摄影的，更是率先提倡把科学成就转换成文化成果的。

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升空

记者: 当时的展览里，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幅作品？

张桐胜:印象深刻的有很多。比如杨利伟在飞船内拍摄的那张地球照片，那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飞船船舱窗口拍摄地球，拍得非常大气。费俊龙和聂海胜拍到了新疆天山山脉，还从卫星上拍到了台湾岛，这些画面都极其宝贵。

这个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天领域对影像的重视，现在，火箭、飞船上的一些程序都充分运用了摄影技术，比如“神十二”航天员们出舱的时候，专门有道程序是互相拍照，但以前没有。还有一道提高镜头高度的程序，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都有摄像头对准画面，指挥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都是摄影技术对科研的贡献。

记者: 看到今天这样的结果，您是不是特别自豪？

张桐胜: 我非常自豪，我觉得我们“第八大系统”确实给中国载人航天做出了贡献，至少提示了科学家们重视科研过程中的影像纪录。以前火箭发射更多的是靠雷达数据，现在不一样了，影像能更直观、快速地展现细节。只有影像记录准确了，才能出更好的成果。为什么我们现在看飞船发射、航天员执行任务觉得特过瘾？因为每个角度都有影像表达，“神六”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越到后面就越多。而且现在的科研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对新技术的掌握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的航天摄影发展得很快，太空飞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就像科幻电影一样，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我在这个领域待了四十几年，一直在一线拍摄，嫦娥三号，原本因为忙，我没有计划去，但后来突然觉得，我一定要去拍，因为这将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月球上留下自己的脚印。于是那天临时决定，立马买了机票从北京飞到成都，一下飞机就往发射场跑。等到了发射中心已是晚上12点，我选了个位置就开始拍。嫦娥三号发射成功后，央视的记者问我，为什么会赶来拍摄？我说，中国航天能够奔向月球是个伟大的目标，作为在这个行业干了几十年的“老兵”，我有责任把这个瞬间记录下来，这是值得被记录的历史。

| 站位高了，才能拍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记者: 您拍摄的《世纪飞越》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能讲讲您眼中的“飞越”吗？

张桐胜:对我来说，拍很多普通的照片，意义不大，关键是选择的题材和所站的高度。可能拍的这类照片，技术上差一些，但意义不一样，因为这是站到历史文化、乃至国家民族的高度上拍的，很考验摄影师的能力。

《世纪飞越》和我拍过的“神舟三号”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我就感觉这个“飞越”不简单，表面上看，我们是在打破一个极限，创造一个飞越50米的记录，但其实这象征着一个民族在世纪之交的突破性飞越。当时美国人想“飞”在我们前头，柯受良团队就商量着，一定要赶在美国人之前“飞”，于是迅速组织了这次活动。当时现场有将近20万人赶来观看，这种规模在黄河几千年的历史上都不曾有过，本身就是个壮举。

我头天晚上从北京飞到西安，再从西安跑到壶口，然后从壶口乡桑柏村出发，开了八公里的山路，来到山上一位姓杨的老乡家住下。为了避免错失大好机会，第二天一早我就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就看到了沿途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走路，有的骑摩托，有的骑毛驴，有的开着拖拉机“哒哒哒”地就往下走。我当时心想，历史上哪儿有过这么多人汇集壶口的时候？

当我走到一个可以看到壶口瀑布的位置时，就对同行的人说，我不往下走了，就在这山腰上拍，我要把晋陕峡谷壶口两岸站着的山西、陕西老百姓全部记录下来，把所有人和那一刻的气氛记录下来。

在我眼里，这次飞越是我们中华民族跨越两个世纪、走向新时代的标志，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飞越、文化的飞越、历史的飞越，所以把照片取名为《世纪飞越》。现在回想起来，自从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一直以一种令世界震撼的速度大踏步前进，经济、科技、国防、交通、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在快速发展。所以我认为这张照片的意义非常深远。

世纪飞越

记者：当时拍完这张照片以后，您的心情如何？

张桐胜: 其实内心挺平静的，因为我习惯于用镜头记录这些永恒的瞬间。我拍了四十年“苍天厚土”，《世纪飞越》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黄土地有深厚的感情，因为这片土地太可爱了，历史太丰富了，我们的交响乐、绘画、歌剧都离不开黄河，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我能拍它，也是我的幸运。

所以我认为对艺术创作者来说，站位和格局很重要，你的站位高了，就能拍出与众不同的作品，你的格局大了，就会包容一切。

| 没有故事的照片不是好照片

记者: 您在创作《黄河壶口》这部作品之前，曾到当年冼星海创作《黄河交响曲》时住的窑洞，体会当年创作的氛围。您当时感受到的壶口瀑布是什么样的？

张桐胜:我这个人拍照片喜欢探讨历史，我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厚重的历史。我在陕西待了那么多年，一直想去壶口，但直到后来调到北京才去成。我是1996年正月十三那天去的，去的时候，从壶口往下走约两公里，有个小村子，听闻当年冼星海就住在这里。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村子，感受他的实践，体会他的作品。

黄河，首先要拍它的力量。《黄河大合唱》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当我身临其境地听了以后，壶口真是一种震撼。站在壶口边，你的心都会跟着颤动。这张照片是那天下午4点多钟拍的，我用了五百分之一秒，把黄河的力量表现了出来。当时的感觉就像梁衡写的那样：“那河就像一锅正在沸的水。”

黄河壶口的水每年不停地冲刷，岩石会向前进3公分，石头会被一点点磨平。元代时的壶口比现在长约1.5公里，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河就往上走。到了1997年的冬天，黄河结了三四十米高的冰锥，河水推着冰走。这些冰锥铲掉了晋陕峡谷、陕南的石头，一下子冲走了我当时拍的那块石头。现在到壶口去，那石头所在的位置像“沟”一样，它已不复存在，就好像它等了我一百多年，然后离开了。

当时，中国摄协的邵华主席看了这张照片很激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我今年也想去拍壶口。于是我就给当时宜川县的旅游局局长打了电话，谁知他说，张老师，你那张照片一定得保护好，今年的大冰川把那块大石头冲没了，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效果了。很多人说，《黄河壶口》中的壶口已经“绝版”，所以这张照片弥足珍贵。我认为好作品是永恒的，即使一百年以后再看也不落后。

黄河壶口

记者：您是一名摄影记者，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在平常的拍摄过程中，新闻摄影和艺术创作会发生冲突吗？您如何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桐胜:没有冲突。我拍摄时既考虑内容和形式，也考虑艺术语言，新闻照片需要记录现实，但也要给人一种无限遐想的艺术感受。

我在汶川地震那年拍了一张照片，当时北川中学新区380多个老师和学生遇难，只有21个学生获救。学校坍塌了以后，只剩下一个校牌、一面国旗和一个普通的篮球架。这个篮球架是地震后唯一一个在原校址上没有倒塌的物件，也正是这个篮球架，救了那21个学生——地震来临时，他们正在这儿上篮球课，才得以幸免。

这首先是一张新闻照片，2008年5月19日，从这天开始，我们国家有了为普通老百姓降半旗的历史，在这之前是没有的，这是新闻点。另外，它也是一张纪实照片，记录了震后场面的惨烈。第三，它又是一张艺术作品，“此处无人胜有人”，画面有限，但空间无限。我当时反反复复地拍，就为了等国旗上的五角星全部露出来，才摁下快门。国旗代表了我们党，代表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代表了救助汶川的所有解放军战士，体现了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民族精神。在一片废墟上，依然飘扬着我们的国旗，这是胜利的标志，希望的标志，伟大的标志！所以，每一张好照片里都应该有故事，没有故事的照片不是好照片。（本文配图由张桐胜本人提供）